“那些伟大的人，从未离去；那些伟大的思想，从未消失”，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《中国》（第二季）以精巧叙事展现中国思想源变，用鲜活的镜头语言回溯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，为全民彰显中国审美，向世界确立中国气派和大国风范。

纪录片《中国》

纪录片《中国》（第二季）甫一上映，便受到广泛好评，成为不少对历史抱有爱意之人的盛宴，更成为许多师生家长的历史视听教材。

其中，第五集《臣子》尤为引人瞩目，剧作以明代文官集团里的两个典型代表——“能臣”张居正和“清官”海瑞为例，讲述古代臣子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，给人们以很大的启示。

纪录片《中国》第五集《臣子》剧照：海瑞和张居正

但是，片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语——“夺情”，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。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，这个“夺情”竟成了引发明末大风暴的那对蝴蝶翅膀，导致了“明实亡于万历”这样的严重后果。

今天，咱们就来聊一聊影响明代历史进程的“张居正夺情事件”。

什么是“丁忧”

要想了解“夺情”，必须先知晓“丁忧”。因为没有“丁忧”，也就不会有“夺情”。

丁，是遭逢、遭遇的意思。《尔雅》载：“丁，当也。”《诗经·大雅·云汉》亦云：“耗斁下土，宁丁我躬。”斁，读作dù（音同“杜”），败坏的意思。这句话是说，田地败坏的灾难，为啥竟然让我遭逢上了。

“忧”字的演变

忧，其古字为“㥑”，最早见于金文，在战国文字中较为常见。“㥑”是会意字，从心，从頁。“頁”在古代汉语中读作xié（音同“协”），本像人首脸面之形。在古代汉语中，从“頁”的字大都与头面有关，如颈、领、颅、颃、颀、顶、须、顾等。

古人认为，“心”是主管思想和情绪的器官，心中有了忧愁，必然会在脸上（即“頁”），反映出来。“㥑”字的意思，就是心中有忧愁，反映在脸面上。

“页”字的演变：甲骨文像一个跪着的人，突出其头部，表人首脸面

在古代汉语中，有一个成语叫“如丧考妣”。父死曰“考”，母死曰“妣”。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说，哭丧着脸就像死了爹和娘一样，形容非常伤心和着急（今多为贬义）。

后来“㥑”废，又在其字下面加“夊”(suī，音同“虽”，缓缓行走的样子)，成为“憂”，现代汉字简化成“忧”。

“丁”和“忧”连起来合成一个词，意思就是遭遇了非常忧伤的事情。

古代丧礼

百善孝为先。对于把孝道作为人生第一要义的古人来说，遭遇了父或母的去世，无疑是人生中最悲伤的事情。《尚书·说命上》中有“忧，居丧也”的记载，因此，“丁忧”就是特指遭逢了父或母去世这种大不幸。

丁忧，亦称“丁艰”“守制”，它不仅是一个词汇，也是一种无论从亲情还是道义上都必须遵守的礼制。上至天子，下到平民，都要通过这一礼节，来表达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。

守孝人家

具体来说，遭逢父母或祖父母之丧时，一服之内的孝子要求居丧三年。期间不能外出做官应酬，也不能住在家里，而要在父母坟前搭个草庐，“晓苫枕砖”，即睡草席，枕砖头块，要粗茶淡饭，不喝酒，不婚娶，不得与妻妾同房，过年不能贴新联，不听丝弦音乐，不洗澡，不剃头，不更衣。总而言之，丁忧者不得参加任何喜吉活动。

“丁忧”起源于何时

关于三年丧制起源于何时，是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，迄今无定论。

从文献记载看，三年丧制由来已久，《尚书·无逸篇》载：“高宗谅闇，三年不言。”

古代守孝图

谅闇（ān，音同“安”），亦作“谅阴”，又叫“凶庐”，是天子居丧时所住的房子，借指居丧。《尚书》中的这段话是说，殷高宗武丁为其父小乙守丧，住在凶庐，三年不谈论国家政事。

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也有这方面的记载：“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，三年而后报政周公。周公曰：‘何迟也？’伯禽曰：‘变其俗，革其礼，丧三年然后除之，故迟。’”

这段话的意思是，鲁国国君伯禽受封到鲁国去，三年后才向周公报告政绩。周公问：“为什么这么晚呀？”伯禽说：“改变当地的风俗，改革他们的礼制，守丧三年然后才除去丧礼，所以晚了。”

此后，先秦文献中也每见服三年丧的记载，后来孔子以此为基础，制定出一整套丧服丧礼制度，且谓“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”。再后来孟子也说，三年之丧，“自天子达于庶人，三代共之”。

不过需要说明的是，春秋战国时期，居丧三年之制更多是孔孟一家之主张，尚缺乏统一推行和强制实施的客观条件。也就是说，此制度对许多人并不具有约束力，甚至有些儒家弟子也不赞同这套守丧制度。

孔子讲学

孔子有个学生叫“宰予”，因为不好好念书，大白天睡懒觉，被孔子骂作“朽木不可雕也”。他就认为守丧三年，时间未免太长，一年就足够了。

孔子听了很不高兴了，反问道：“食夫稻，衣夫锦，于女安乎？”守丧才一年的时间，你就吃开白米饭，穿起了锦缎衣，你心里安然吗？

宰予回答说：“安。”

孔子痛心疾首地说：“宰予啊，你真的是太不仁了！孩子生下三年，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，替父母守孝三年，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，这是天下的通礼。你怎么连对父母三年的爱都没有呢！”

这件事见于《论语·阳货篇》：“予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。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？”

“丁忧”的时间是三年吗

丁忧三年，不仅时间漫长，而且对丁忧者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近似苛刻的规矩。毫无疑问，这的确是个“苦差事”，所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三年丧制废之已久，能行之者寡矣。不但孔子的学生宰予不高兴去做，就连后来的滕国国君滕定公去世后，世子（即后来的滕文公）遵照孟子的意见，要服三年丧，也遭到了宗室百官的反对。

《孟子》明刊本

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载：“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，至于子之身而反之，不可。”滕国的“父兄百官”说，我们的宗国鲁国的前代君主，没有谁实行过这种丧礼，我们的前代君主也没有谁实行过，到了你身上却要违反传统，那不行。

后来，到了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汉代，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之后，丁忧三年，以孝治国，便成了历代正统王朝的基本国策。

《汉律》规定：“不为亲行三年丧者，不得选举为官。”只有孝敬父母、廉洁清正的儒生，才能被察举为官，是为“举孝廉”。

又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：“大臣二千石、刺史行三年丧。”汉朝要求官秩（俸禄）二千石的大臣、刺史遇到父母亡故，要守三年丧。

《后汉书·列女传·曹世叔妻》记录了这样一件事，东汉安帝永初三年（109），邓太后的哥哥大将军邓骘因为母亲去世，上书朝廷，请求退职。太后不想准许，班昭上疏劝说，于是“骘等各还里第焉”，即便是权势熏天的邓骘也必须离官守制。

丁忧制度自西汉草创以来，虽历经王朝更迭，但始终绵延不绝。任何一位官员遇有父母（包括嫡亲父母与继父母），以及祖父母丧，须申请开缺，离职回籍，服丧守制，这成了一项与整个封建社会相始终的制度。

古代典籍《后汉书》

不过呢，据《会典》：“内、外官员例合守制者……俱以闻丧月日为始，不计闰，二十七个月，服满起复。”所谓的丁忧三年，其实只有二十七个月。

这与古代的祭礼制度有关。《仪礼•士虞礼》曰：“期而小祥，又期而大祥，中月而禫，”东汉郑玄注：“中，犹间也。禫，祭名也。与大祥间一月，自丧至此，凡二十七月。”唐代杜佑《通典》载：周制：“二十七月而禫，玄衣黄裳而祭，祭毕，更服朝服，……三年之礼成矣。”

这两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，父母去世一周年（十二个月）后，在第十三月举行“小祥”之祭；去世两周年（二十四个月）后，在第二十五月举行“大祥”之祭；然后间隔一个月，在第二十七月举行“禫祭”。禫，读作dàn（音同“但”），古时丧家除服之祭。自此，守制结束，丧家生活归于正常。

“夺情”是什么意思

即便是27个月，那也是相当漫长是时间，而且某些身居要职的官员，一旦丁忧离职，往往会对朝廷局势有重大影响。

曾国藩奏稿，天津博物馆藏

比如，曾国藩47岁那一年，即咸丰7年（1857）其父去世，身为湘军统帅的他便依例上书去职，回家丁忧。可是第二年战事吃紧，浙江福建一带被太平军威迫甚急，皇帝便下旨要曾国藩赶快复职，办理湘军军务。曾国藩遂“墨絰从戎”，为国效力。

绖，读作dié（音同“蝶”），古时丧服中围在头上和腰间的散麻绳。古代居丧，在家守制，丧服用白色；如有战事须任军职者，则服黑以代，谓之“墨絰从戎”。

为人臣者要忠，为人子者要孝，然自古忠孝不能两全。由于有些官员职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，在国家遇有重大战事和行政需要时，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人去替代他们的职位，于是，为了国家安危，以及朝廷机构和政事的正常运转，皇帝一般会下诏，不批准其丁忧，是为“夺情”；或有正在丁忧守制而未满三年的官员，因工作需要而被朝廷召回任职的，称为“起复”。

夺情，本称“夺服”。《后汉书·桓焉传》：“逾年，诏使者赐牛酒，夺服，即拜光禄大夫，迁太常。”是说东汉大臣桓焉，以母忧辞职，居丧未毕，便被皇帝召回，拜光禄大夫，转太常。

在古代，武将不必丁忧守制，这叫“金革之事不避”

古礼有“五服制度”，官员丁忧，须离职，不理政事，在丧期要穿丧服。国家因政务需要，迫使其改穿官服任事，这就是“夺服”。

南朝梁大臣刘孝绰曾云：“服虽可夺，情岂无悲”。是说虽改服任事，但对亲人之悲情仍然无法摆脱，故后世多称“夺情”，即被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。

古代规定：“金革之事不避”，武将允许不必丁忧守制

夺情起复，本是朝廷出于对军国大事的需要而制定的变通制度，但这种变通付诸官场实践，必然给那些贪恋权位、不愿解官去职之人提供了钻营起复的机会，以至于后来成为了古代官场上一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的手段。

历史上关于“夺情”最有名的例子，便是张居正。

张居正因何“夺情”

对于张居正，大多数人并不陌生，因为在中学历史课本上，我们学过的明朝“一条鞭法”，这种赋税及徭役制度，就是由张居正于万历九年(1581)推广到全国的。

张居正（1525～1582），是明代著名的内阁首辅。他少年英才，16岁考中举人，26岁中进士后步入仕途。隆庆元年（1567）入内阁辅政，万历皇帝登基时，他成功取代高拱成为内阁内辅。此后10年，因神宗万历皇帝年幼和李太后的信任，张居正遂成为明王朝的实际掌控者，权倾一时。

大权在握的张居正以“尊主权、课吏职、信赏罚、一号令”相号召，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，如立“考成法”，推行“一条鞭法”等，使危机四伏的明代社会出现了“中外乂安，海内殷阜，纪纲法度莫不修明”的新气象。

正当张居正大展宏图之时，万历五年（1577），张居正收到父亲病逝于江陵（今湖北荆州）的消息。若离职守制，刚刚开始的改革必会功亏一篑；如果夺情起复，必会遭致人情汹汹，为社会舆论所不容。

明朝的士大夫忠君尽孝的观念根深蒂固，未能尽孝何来忠君。故此，明英宗于正统十二年（1447）下令：“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，不许保奏夺情起复。”

纪录片《中国》第五集《臣子》剧照

迫于礼制，张居正曾几次上疏，要求离职居丧，以尽孝思。但他的本意是不愿意离职的，且就当时的形势而言，若此时离职奔丧，对初见成效的改革是不利的。《明通鉴》说张居正“自以握权久，恐一旦去，他人且谋己。”

后来，在户部侍郎李幼孜等人的书面请求下，神宗下诏，以“君为臣纲”重于“父为子纲”的理由，要张居正夺情。

纪录片《中国》第五集《臣子》剧照

夺情之诏下达后，引发中央朝廷一场严峻政治危机。据《明史·张居正传》载：朝廷一批亲张官员“欲媚居正，倡夺情议” “遂交章请留”，而另一批官员“皆以为不可”，纷纷上表“相继争之”，反对张居正“夺情”留任。

在这历时一个多月的夺情之争中，许多反张官员，“皆坐廷杖，谪斥有差”，不是挨板子，就是被贬官。张居正也趁机借助皇权，清除了朝廷中的异己力量，将反对夺情的声浪压了下去。

纪录片《中国》第五集《臣子》剧照

但是，由夺情引起的这场政治风波，影响也是极其恶劣的。明朝是十分重视“礼”的朝代，不管何种理由，“亲死而不奔”的夺情，毕竟违背了祖制和纲常。因此，朝官集团中不少人认为张居正贪恋权位，不肯丁忧，置父母之恩于不顾，实为“禽彘”，猪狗不如。

这一恶果，在张居正死后迅速呈现。张居正死后第四天，在众臣群起攻击下，万历皇帝下令将张居正抄家夺爵，以罪状示天下，子孙亦遭流放，大半死于非命。

纪录片《中国》第五集《臣子》剧照

人在政在，人亡政息。随着张居正的去世，万历新政的锐气渐去渐远。朝野上下，各派纷争，纪纲颓坠，法度凌夷，政治环境日趋恶劣，各种矛盾急剧恶化，一浪高过一浪，却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像张居正那样站出来力挽狂澜，大明王朝也终于分崩离析了。

有人说，“明之亡，实亡于神宗”，从这一角度看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今天还有“丁忧三年”的丧俗吗

从历史大局看，张居正拒绝停职守制，不肯放弃夺情以保住权位，无疑是正确的。因为揆诸事实，张居正施行的新政，无疑是继商鞅、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，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、最为成功的改革。

纪录片《中国》第五集《臣子》剧照

《明通鉴》记载：“起衰振隳，纲纪修明，海内殷阜，居正之力也。”张居正改革的影响，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、力挽狂澜，稳固边疆，缓解民族与阶级矛盾，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；还表现在一举扭转“神运鬼输，亦难为谋”的财政危机，使日趋衰败、充满危机的明王朝有了起色，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尽管张居正一生毁誉互见，被群臣诋为不孝、斥为贪位、詈为禽兽，但他始终笃定地坚守心中的理想信念，不顾个人名誉也要践行到底的精神，不仅让沉疴日重的大明王朝出现“海内肃清、四夷慑服”之盛况，其主导的考成法和一条鞭法，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。

时至今日，无论是“丁忧”这个词语，还是“守孝三年”这一礼制，已然在人们视野中消失了。但是，这一丧俗在很多地方还留有遗存，比如我的家乡山西省平定县，至今尚有做复三、做七、做周年等丧俗。

出殡后三日上坟祭奠，谓“复三”。此丧礼见于《仪礼·士丧礼》：“升自前东荣中屋，北面招以衣，曰:‘皋某复’，三，降衣于前。”唐朝贾公彦疏：“复声必三者，礼成于三，北面而招，求诸幽之义也。”

这两段话的大致意思是，将始死者之衣升屋，北面三呼，以招魂。

做七，亦称“斋七” “七七”，是说从死者去世日起，每七天为“一七”，逢“七”上坟祭奠一次，谓“做七”。“七七”终了，谓“尽七”。是日，亡人亲友同去坟墓烧纸供奉，中午由主家宴请

文献记载最早的“七七斋”是北魏胡太后为她父亲胡国珍的治丧。据《北史·胡国珍》：国珍年虽笃老，而雅敬佛法。及薨，又诏自始薨至七七，皆为设千僧斋。”

周年至，亲友再上坟祭奠，谓“做周年”。在三周年时，还要请吹鼓手坐门哀奏，送纸楼上坟，礼仪之重，不次于出殡。

这种做“三周年”的丧俗，其实就是古代“丁忧三年”礼制的遗存。《礼记·丧服四制》载：“始死，三日不怠，三月不解，期悲哀，三年忧，恩之杀也。圣人因杀以制节，此丧之所以三年。”